公益性教育平台
传承文化 培育人格 凝聚民族

浦江学堂是什么?
浦江学堂是一种教育理念和教育理想
浦江学堂认为,教育的一个基本功能,即是人类文化的传承,“以文化人”,使人文明化。因此,浦江学堂的宗旨是:传承文化,培育人格,凝聚心力。
浦江学堂不以国学单项技能或知识为教育目标,追求的是教育最核心的价值:“人”的培育,所以,浦江学堂的理念是:感发志意,化育气质,倡导文明。

浦江学堂是一个教育品牌和教育平台
浦江学堂品牌,依赖于她的教育理念和专业的教学模式与管理模式。教学资源的选择、教学次序的安排、教学方法的独特有效性和课程管理,是其专业性的表现。
浦江学堂是一个公益平台和文明社区。

公益,是面向所有人群的、双向的互助关系。
所有加入浦江学堂的家长和孩子,都要参与浦江学堂的管理,参与社会公益服务。
浦江学堂认为:社区不仅仅是空间区域的概念,更是群体事业概念。
浦江学堂既是一个教育共同体,也是一个文明社区。
浦江学堂正在努力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文明形式和社区治理模式。

浦江学堂怎么做?
浦江学堂认为:传统文化经典浩如烟海,必须有所选择:它们应该是核心经典(原典);它们应该总量适中;
浦江学堂知道:碎片化知识无意义,不成体系的知识无价值,经典教育必须要有系统性和整体性;
浦江学堂明了:不理解意义的背诵,不能进入孩子的情感和认知的背诵,不可取;
浦江学堂了解:什么年龄段的孩子最宜开始学习传统经典,学习传统经典应有什么样的先后顺序。
因此,浦江学堂坚持经典文本传授的如下原则:原典性、系统性、整体性、有序性、理解性、有限性。

浦江学堂主张“四个不可”
不可脱离国家义务教育体系:尊重法律,保有学籍,稳妥未来;
不可脱离其他学科的学习:融汇于现代社会知识、技术、职业和话语体系之中;
不可脱离家庭环境:维系人伦与幸福,维护家庭之价值;
不可没有与同代人相同相似的人生经历:融入社会,以爱同行。
与社会上很多国学教育学校不同,浦江学堂不减去现行教育体制任何功能,只做加法,只利用双休日和课余时间进行补充教育。
浦江学堂不自立一套封闭的教育体系。

关于青少年读经教育的几个观点断片


中国的基础教育,是有其特殊性的。


西方的国民教育,除了“学堂”,还有“教堂”,也就是说,西方人的世俗教育是建立在有宗教教育的基础之上的。与之比较,中国的教育整体而言是基于没有宗教教育的基础上的,宗教没有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精神信仰的保障体系,我们信仰体系的载体和传播手段,是经学而不是神学,是学堂而不是教堂;我们尊奉的是圣贤,而不是神灵,这是我们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特点,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,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实现路径。


在传统中国,我们没有教堂,但有“三堂”:乡村有学堂,宗族有祠堂,家庭有中堂。学堂里读圣贤,祠堂里祭祖宗,中堂悬挂五个大字:天地君亲师。这三堂撑起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信仰体系:祖述尧舜,宪章文武,敬天法祖,慕圣希贤,于是,中国人有敬畏,有谦卑,有约束,有追慕,有自己的崇拜对象,有自己的精神皈依和来生的归往,头顶有星空,心中有道德,眼前有方向,脚下有路径。


今天,乡村生活不再是传统的模式,宗族的祠堂荡然无存,家庭中的中堂也早已代之以客厅电视。三堂中,两堂已经一去不返。而传统学堂中的读经教育,也代之以学校的自然科学知识及其分类为主的各类课程,其中的语文课和历史课,也不再是经典的阅读,语文不读《语》《孟》,历史不读《史》《汉》。历史变成大事记,变成冰冷的历史结论,再无感性和性情,我们已经体味不到历史的温度,感受不到历史人物的心跳。而语文教材所选课文,更是水平参差不一,大多是短小肤浅的各类时文,即使选入一些古代文章片段,主要也是为了所谓文言文的学习而不是经典的传授。更糟糕的是:那个叫做《语文》的教材,不再是“书”,而是碎片化的文章选粹:基础教育十二年,我们的孩子用他们一生中最佳的学习时光,用生命去厮磨二十四本《语文》教材,却没有读过一本完整的书。孩子们的认知没有了高度,心智没有了成熟,即便是知识,也是碎片化的。这样的学生,也许不失聪明狡黠,甚至城府手腕,却欠缺智慧德性,淳朴涵养。


虽然在理论上,人们普遍认同语文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,但是,在实际操作中,作为工具性的听说读写的训练与考核,实际上是现在语文教育的基本内容。即使提倡“人文性”,也更多地理解为人文知识的记诵而非文化人格的构建。而且,即便如此,作为知识记诵的人文性内容,在教材中也非常稀薄。因其无统系,单辞碎义,陵杂无序,琐屑丛脞,无法为受教育者提供基本的人类文明的熏陶,支撑起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信仰世界。


“三堂”中,祠堂和中堂的废毁有其不可抗拒的命运,要其恢复也万无可能。但,学堂之中,教材之内,剔除传统文化经典,实行之初,大欠考虑,是对教育功能理解不全以及对中西方教育不同立足点认识不到所致;而今日若图恢复,亡羊补牢,在教材之中加入传统文化经典,甚至直接以文化经典的学习代替《语文》课程,并无事实之难,仅是观念变革而已。何况如果势在必行,即便很难,也要知难而上,以图攻坚克难,行一步即有一步之功,做一日即有一日之积。岂可日日推诿,旷日持久,以至积重难返,鱼烂河决?


教育有两个使命:传承并发展人类文化和传授并发展人类科技。


传承并发展人类文化,是教育的第一使命,“以文化人”、“化成天下”,这是教育最原始,最本质的使命。无论是教育源流时期的孔子的教育,还是苏格拉底的教育;无论是传统中国的科举教育,书院教育,还是西方早期的神学院,现代大学,其基本使命都是文化传承并“以文化人”。


使人“文化”才是人的教育,而“文化”,就是“文明其精神”,“文明其精神”才是教育的本质使命。今日的中国大学,以“专业”构建并以此作为教育的立足点,教人技术和专业,这只是教人“手艺”——手上功夫而已。手艺不能说不重要,现代教育也不可以不教“手艺”,但绝不可以以此为核心,更不可以以此为全部。孟子说,“从其大体为大人,从其小体为小人。”何为大体?人之为人的精神心灵是也,这是人之本体。何为小体?人之四肢五官是也,这是人之功能。功能当然重要,但本体岂可遽忘?孟子又说:“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(伸),非疾痛害事也,如有能信之者,则不远秦楚之路,为指之不若人也。指不若人,则知恶之;心不若人,则不知恶,此之谓不知类也。”孟子还说:“学问之道无他,求其放心而已矣。”(《告子上》)人之为人之本体,在于“心”,“无恻隐之心,非人也;无羞恶之心,非人也;无辞让之心,非人也;无是非之心,非人也。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教育若只有“手艺”无关“心灵”,人将不人,这是教育?这是教唆!


教育、文化和文明,这三者,是什么样的关系?



教育经由文化而达成文明。教育的目标是文明,是人的文明,是政治(制度)的文明,是社会的文明。教育只是一种手段,教育通过文化经典的传承,“以文化人”。“文化”这个词最初是一个动词,就是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来教化人,使人“文化”,也就是文明化,并最终“化成天下”,整个社会按照一种文明的方式来运作。


所以,这三者里,最关键的是:文化。因为它贯通“教育”和“文明”。


作为名词的“文化”,其最重要的载体是文化经典及其包含的文化知识和价值观论述。文化经典是教育最重要、最适用、成本最低而效用最高的教育资源。它们是“人文教育”的最重要形式和保障。


人文教育必立足而不限于传统文化经典的传授。


无文化经典的传授,就没有真正意义的人文教育。


从人的角度言,没有人文教育,就不是人的教育。


不是人的教育,就必将教出高学历的野蛮人。“手艺”或许高超,人格其实卑下。


从民族的角度言,没有本民族文化经典的传授,就没有民族文化传承。


没有民族文化传承,就不可能有认同民族文化的子孙后代。


没有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子孙后代,民族就涣散为乌合之众,侏儒之群,就不可能国祚永继。


如果我们不否定这一点,那种反对青少年读经的观点就毫无立足之地。

中国传统文化经典,作为教育资源无可比拟、也无可替代的价值,在于,它们是三种体系:知识体系、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。

我们举一个例子,《论语》第一章。《论语》总共20篇,第一篇《学而篇》,总共16则,去掉标点符号,492个字。


先看其知识体系。


文化历史知识:

历史人物:孔子、有子、曾子、子贡、子夏。

历史名称:国、君、《诗经》。

文化概念:礼(如果老师稍微延伸一下,讲“周礼”,讲“三礼”)仁、信、孝、悌、忠、君子、小人、先王……

称谓知识:姓、名、字、号、谥……


语言积累(不仅仅是语言知识):

巧言令色;三省吾身;言而有信;慎终追远;和为贵;食无求饱,居无求安;贫而无谄,富而无骄;贫而论道,富而好礼;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;本立道生;使民以时;

还有终身能用的名言警句,诸如 :

“学而时习之”,“有朋自远方来” “人不知而不愠”“无友不如己者”“过则无惮改”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”“敏于事而慎于言”“不患人之不己知,患不知人也。”


再看价值体系。


《论语》一书,不外乎讲“三好”:好人(人生),好政治,好社会。

关于做人:“不患人之不己知,患不知人也”“人不知而不愠”。“为人谋而不忠乎?与朋友交而不信乎?传不习乎?”

关于政治:“敬事而信”“节用而爱人”。

关于社会:“礼之用,和为贵”。


最后看看经典中的文化体系。任何经典,都属于一种文化体系。比如,《论语》就属于中华文化体系,而《圣经》则属于西方文化体系。


文化经典最重要的文化功能是文化认同的培养。为什么我们需要“文化认同”? 


从个人角度讲,有文化认同才使人有精神归属感。


从民族角度讲,有文化认同才能形成民族凝聚力。


一个人的最后安身立命之处就是精神归属感。


一个民族的最后力量就是因文化认同而来的凝聚力。


中国人生活的“中国”,不仅是地域、空间、领土的“物理的中国”,还是天地、祖先和圣贤组成的“伦理的中国”。前者是身体家园,后者是精神家园。有前者,我们可以活着;有后者,我们才能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。


并且,有后者,才能维系前者。有对后者的自信和珍爱,才能使我们对前者生死以之。真正的爱国者,其实爱的是一国之文化,一国之文明,一国之生活方式,一国之价值伦理。这也是顾炎武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立论逻辑所在。


中华民族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历史绵延两千多年的民族。其间分分合合,“合久必分,分久必合”。“合久必分”是由于利益的冲突,政治的分歧,很正常,不需要什么理由。但是分了以后要再合起来,一定要有充分的理由。分的力量是自然的力量,合的力量一定是人文的力量。中华民族经过多次的“分”,但是,我们也拥有“合”这个恒久的力量,这个力量就是以孔子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,就是我们祖祖辈辈代代相传的对这个文化的认同。


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,维护民族统一的最核心的力量不是掌握政权的朝廷,也不是手握武器的军队,而是那些在穷乡僻壤手执竹简或者线装《论语》的“老秀才”。这些人才是一个国家一直凝聚在一起、一个民族一直维护统一的最为重要的力量。他们在穷乡僻壤给孩子们教《论语》时,就在孩子们的心中播下了文化认同的种子。这是教育曾经显示的力量,这是教育曾经获得的光荣,这也是今天中国教育的使命。


最大的国防,就是教育。

《新京报》在2016年8月29日发表了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《读经少年圣贤梦碎:反体制教育的残酷试验》,影响很大,对读经教育污名化也很严重。但是,这篇文章提到的读经少年郑惟生发表声明:“不同意此文章的表述,部分内容不属实,存在有意‘断章取义’,只截取负面信息,借此博人眼球,肆意炒作的问题,并且文章中对传统文化教育所持基本否定的观点,亦是我所坚决反对的。”


其实,即使在这篇文章中,这个被描述为梦碎的少年,其思考问题的高度及其所反映出来的心智和对人生的认知能力,已经超越了一般在“体制内”读书的同龄人,已经反映出读经对他的积极影响。


更本质的问题在于,无论是就一般读书还是作为教育资源,《新京报》这篇反对读经的文章,能否回答以下三个问题:


a,不读经典,读什么?


b,不读本民族经典,读什么?


c,世界上哪个国家和民族的教育拒绝读本民族或本国的文化经典?


所以,我的意见是:就青少年读经而言,王财贵有问题,但那是方法问题;而《新京报》这篇文章反映出的,则是方向问题。


方法问题可以讨论,也可以改进。但方向出了问题,那就需要改弦易辙了。


王财贵的方法问题,主要在于,从教育的角度言,在现代社会和国家里,一种教育模式,必须注意以下四个方面:

不可脱离国家义务教育体系。1

这不仅事关孩子的未来人生选择,还事关国家义务教育法;

不可无其他学科的学习。2

现代人面对现代世界,现代世界有现代世界的知识体系、技术体系、职业体系,脱离了这样的体系,一个人无法适应和融入现代社会。

不可脱离家庭环境。3

家庭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不可忽缺,已经是一个教育的基本常识。

不可没有与同时代人相同相似的人生经历。4

相同相似的学习经历,使得他们将来有相同的人生经历和共同的话语对象话语方式;甚至,话语本身也需要相同:相同的教育会给大家相同的话语体系,只有理解并熟练使用这样的体系,对话才是通畅而融洽的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:当我说某人局局于自辩如同“祥林嫂”时,共同读过鲁迅的人会心领神会。而一个自绝于一般人读书经历的人,则可能一头雾水。话语体系把他隔绝了。


还有,王财贵提倡无须理解的诵读。其实,就读经本身而言,不加讲解的机械记诵,没有进入学习者的情感和认知,对一个人精神的塑造也将受到极大的局限。而且,即使从记忆的角度上讲,机械的记忆也是低效率甚至无效的记忆。


但是,问题是,作为一个教育专家,王财贵先生对以上五个问题他难道没有意识和警惕?


我觉得不大可能。最大的可能是,他很无奈:现行教育体系拒绝经典学习,也拒绝他的建议和示范,无法实现教育的最核心的最原始的功能。于是,他只能另立一套孤悬的体系,自己去做。在废除读经几十年以后,要找出一个能教小学生疏通经典的中小学教师,也很不容易,于是,他只能要求不求甚解的“诵读”。


所以,我们要做的,是要去思考:我们如何改进我们的教育,使之能够承担和实现教育的核心功能,而不是谴责王财贵,对先行者求全责备,对不堪的现状则委曲求全。

基于中国这样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实现路径,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教材必须全国统一编写,这是实现文化认同的必然要求,也是中国教育的基本使命之一。

而语文教材的编写,必须体现以下三个要求。


首先,必须体现去政治化的民族核心价值观,以此培养民族精神、民族气质,传承民族文化,建立道德信仰。


第二,必须是最经典的汉语文字,以此培养纯正、良好的语感,培养语言艺术的鉴别力和创造力。


第三,总量适中,能在义务教育的九年之内,最多在基础教育的十二年之类,让受基础教育者打下根基,获得相应的素质,获得国民所需的基本文明素质和文化教养。

这个“基本文明素质和文化教养”,并非为了一些精英人士,而应该是全体国民的教育“标配”。


何况,我们还要在基础教育阶段,为一些人成长为未来精英打下坚实的基础。


在《教育六问》一书的最后,我有这样一段话:


现代基础教育不以培养大师为目标;但是,如果基础教育彻底断绝了大师出现的可能性,这种教育是可怕的。因为这种教育会使一个民族成为侏儒之群。


现代基础教育不以培养精英为旨归,但是,如果基础教育不能为精英的成长奠定文化基础,这种教育是可悲的。因为这种教育会使一个民族成为奴隶之邦。


现代基础教育不以杰出个人为培养目标,但是,假如在基础教育阶段就掐灭了受教育者“成就杰出”的理想,这样的教育是残忍的,因为它会使一个民族沦为平庸之辈。


现代基础教育不以培养道德人格为全部,但是,假如教育没有了道德人格培养,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培训出急功近利的功利人格,这样的教育是下流的,因为它会使一个民族成为小人之薮。


教育,为了“造福”,为受教育者,为全人类。


教育,决不可“造孽”,古人讲“误人子弟”,就是“造孽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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